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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语际语用学

归档日期:07-27       文本归类:语用学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广州外国语学院 何自然 一、语际语用学属于跨文化语用学 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简称ILP), 顾名思义,涉及到两种语言.两种语言之间的中介语(或过渡语,即语际语言)又与第二语言(包括外语,下同)习得有关.而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的语际研究以前曾有语际音位学、语际形态学、语际句法学和语际语义学.现在,语际语用学的论题也出现了.语际语用学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领域,涉及到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应用的种种问题.语际语用学着重探讨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实施第二语言的语言行为和如何理解这些行为.语际语用学常常定义为研究非母语的第二语言操作者在使用和习得第二语言行为时的模式.(Kasper, 1989a).根据这个定义,语际语用学属于跨文化语用学,它的研究包括跨文化交际中是否一定会形成中介语;这种中介语是否来自语言接触;它是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语体.当然, 语际语用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跨文化交际中操用第二语言时产生的中介语未免太过于局限了.有学者(Blum-Kulka, 1991)曾经对以色列的美国移民使用源发语(source language,即母语)和目的语 (targetlanguage,指第二语言----英语)的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用母语或英语交际时,他们实际上都在操用一种与源发语和目的语都有关、但风格上却与这两种语言迥异的语际语言(或理解为一种中介语语体). 接着又有学者在探讨言谈应对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时,通过跨文化交际的语用研究和老幼数代移民的语用行为差异研究,最终证实了中介语语体的存在(Gumperz, 1982).他们指出,移民中年轻一代的源发语(母语)有的已带有明显的中介语特征,这些年轻移民自己也承认,他们在操母语时已不再遵守操母语时公认的文化标准(如生活在外国的中国年轻移民在接受别人的邀请和提供时,他们已不再按传统的谦虚方式作表面的婉拒;再如日本人用母语交谈时,现在也比以前直接,更接近西方的谈话方式了).以上情况说明,语际语用学不但研究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第二语言时产生的语际语言,而且研究操用第一语言(母语)时为何导致使用中介语语体.总之,语际语用学可以研究跨文化中介语语体如何形成,也可以研究中介语形成和变化的条件,研究中介语和源发语的关系,中介语的交际效果.目前世界上从事语际语用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操用第二语言的非本族人,这反映了这个学科主要特征是第二语言的语用研究. 语际语用学同普通语用学研究一样,探讨语言的理解和产生过程,考察话语的使用规律; 但普通语用学经常接触到的言语交际策略问题与语际语用学研究的言语交际策略,重点有所不同:普通语用学研究的言语交际策略是以认知过程中的心理语言学模式作为研究基础的,而语际语用学研究的言语策略,其理论与实践均纯粹来自描写语用学,特别是跨文化语用学.普通语用学研究的言语交际策略,其主要内容是考察语言学习者如何确定所指称的事物; 而语际语用学研究的言语交际策略,其重点却放在以言行事行为和礼貌策略等理解和运用方面.二、语际语用学的研究内容 A.语际语用学研究如何理解语际语言中的话语 语际语用学研究语用理解(pragmatic comprehension),早期着重研究语言学习者对以言行事意图(illocutionary force)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前者要学会如何对待间接言语行为,懂得语言形式和语境在理解以言行事意图时的作用,谙熟导致理解困难的各种因素.Carrell (1979)曾表明,第二语言水平高的学生往往会依靠他们的推理能力来理解会话含意.他们唯一的理解障碍是他们的自以为是.这种理解障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或者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导致的.Bouton (1988) 对文化背景足以影响理解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点很感兴趣,他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分成6组进行试验,结果找到十分显著的差异:来自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台湾的学生,他们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识别能力相似;而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又是另一个类型.Bouton认为,除了文化背景会影响语用含义的理解之外,如果间接言语行为是违反关联准则的,学生们较易理解;如该言语行为违反的是量的准则,那么无论英语是母语或不是母语的学生都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至于语言形式和语境在理解间接言语行为时的作用,有学者发现,不论学生的语言、文化背景以及英语能力如何,他们主要依靠的是英语的语言形式;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小孩对母语和第二语言的语用理解,依靠的都是语境信息,而不是语言形式.其他一些研究发展语用学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的学者则支持后一种意见.也有对上述两种对立意见持平的.例如,Gibbs(1983)提出一种规约意义模式 (conventional meaning model).通过一系列的试验,Gibbs表明:如果语言形式和语境是规约性的,听话人就会按字面意义来直接理解话语;如果没有提供合适的(或熟悉的)语境,而且话语又是新的、非规约性的,那就会出现一个从字面意义到非字面意义的理解加工过程. 至于礼貌手段的识别,学者们也作过慎密的观察: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在规约的手段和形式的范围内完全具有分辨礼貌程度的能力, 尽管他们在礼貌概念上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有所不同.例如,日本的英语学生在判断礼貌句型(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礼貌标记词(please),以及各种礼貌表达法方面,同操英语的本族人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运用时态和情态词(modals)来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存在词语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受试的美国人认为,用肯定词语来表达的请求 (positivelyworded requests)比用否定词语表达的请求(negatively worded requests)显得更有礼貌;但受试的日本学生在这方面的判断就不同. 学生对礼貌的表达方式在认识上不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发现,要用第二语言表达礼貌,人们往往以自己的母语习惯作为依据,只是依据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喜欢用否定词语,因他们用母语请求别人做某事时,为了礼貌,用的多是否定结构;西班牙的英语学生因认为自己的母语在表达请求时过于礼貌,故在正式场合表示请求时就没有把它的礼貌表达方式套用到第二语言(英语)上来.可是,母语是希伯来语的学生要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和道歉时,就感到英语过于直率而习惯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不过,随着他们在英语(第二语言)国家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对英语过于直率的容忍度也就相应增加了. 非本族人使用第二语言时的礼貌方式是否准确,并不取决于他的第二语言的能力,而取决于他在第二语言的国家生活时间的长短和他与当地人接触的频繁程度.例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所采用的礼貌方式更接近美国人,而大大不同于在日本的日本人.因此可以说,礼貌手段不是语用语言的问题,而是社交语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学者作过大量的考察.他们指出,礼貌手段往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学英语的中国学生摆脱不了以自贬的方式来表示礼貌(Gu, 1990);日本学生认为美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能忍受遭到拒绝,因此,他们认为操英语时直截了当地提出拒绝也不会不合适(Robinson, 1992).从社交语用的社会因素的角度研究礼貌,还包括人们如何认识礼貌,研究礼貌是否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有变化,则这种变化又如何反映在表达礼貌的语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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